所谓“选本”，《辞海》的定义为：“从一人的或若干人的著作中选出部分篇章编辑成的书。”选本的出现和流行，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现象，代表性典籍有《文选》《唐文粹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宋诗钞》等。所谓“选本研究”，是以“选本”为中心而进行的有方法、有逻辑的学理探讨之总称。广义的选本研究可以涵摄经、史、子部文本的选录，如《孟子节文》《史记钞》《庄子钞》等。狭义的选本研究，则是围绕具有文学性的诗文选本所展开的研究。
为什么要有选本？从选本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两重维度来看，第一，选本通过精选精校，可以把优秀的诗文加以整理保存，传写传印，被广泛阅读与模仿，从而形成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文化传统。鲁迅已经指出：“凡选本，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。”（《鲁迅全集》第7卷《选本》）便是意在于此。第二，选本关乎文脉构建、文学批评与审美导向。近人郭象升曾将选本的核心价值界定为“创通大义，起牖后来”（《文学研究法·文选篇》），足见选本在知识总结、学风干预层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。第三，选本是古代教育体系的重要工具，如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《古文观止》《唐诗三百首》等，启蒙教化功能延续到当下还有余泽。
选本的源流与类型
选本之源，可以上溯到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。历代学人，往往将选本这一部类推源于孔子删述六经，所谓六籍“自夫子手裁而后定”，尤其是《诗经》《尚书》，通常会被看作是诗选、文选的滥觞。如果剥离《诗经》《尚书》的笼罩，晋代挚虞编纂的《文章流别集》则可被视作最早的选本实践，清皮锡瑞便评价说：“《楚辞章句》，为总集之祖；《文章流别》，启编录之宗。”（皮锡瑞《茅批唐宋八家文书后》）至于选本的集大成者，自然就是众望所归的萧统《文选》。《文选》不仅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选集，更以其独特的选文标准和编纂方法，成为后世选本之典范。
关于选本的类型，清杨彝珍有过综合的讨论：“古人操选政者，若《唐文粹》《宋文鉴》《元文类》《明文海》之属，皆断代为书。若《文选》《文苑英华》之属，则综历代而撷其尤。若朱氏右选《八先生文集》，茅氏坤因之，储氏欣广之为十家，则合数家为一集。至吕东莱之《古文关键》，楼迂斋之《古文标注》，真西山之《文章正宗》，谢叠山之《文章轨范》，又各取古人名作，标举其命意布局之所在，示学者以径涂，其为来学计，益深切矣。”（杨彝珍《国朝古文正·原序》）根据编纂目的、内容范围、文体特点等不同维度，可将选本划分为以下几类：
1.按时间跨度分类，有通代选本，如南朝梁萧统《文选》等；断代选本，如唐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等。
2.按文体分类，有诗选，如南朝徐陵《玉台新咏》等；文选，如明茅坤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等。
3.按编纂目的分类，有敕纂经进，如宋吕祖谦《宋文鉴》的编选，是因为诏旨“命采择其菁华”“以备乙览”（周必大《缴进文鉴序札子》）；蒙学教材，如《千家诗》等。
4.按编者身份分类，有官修选本，如宋李昉《文苑英华》等；私修选本，如金元好问《中州集》等。
5.按功能与受众分类，有地域性选本，如宋郑虎臣《吴都文粹》等；女性文学选本，如明钟惺《名媛诗归》等。
选本研究方法举隅
骆鸿凯著《文选学》，分纂集、义例、源流、体式、撰人、撰人事迹生卒著述考、征故、评骘等维度；如果将视域扩展到整体选本研究的话，则维度更为丰富立体，兹择其尤为切要者即形态、义例、选本批评三个维度试加解析。
其一，关注选本的文献形态。选本研究有内部研究、外部研究两大取径：内部研究重点在“生成”，外部研究重点在“建构”；介于两者之间的桥梁，则是具有实物特征的选本之文献形态。研究中国古代诗文选本的“副文本”类文献，尤其需要系统考察序跋、凡例、评点、注释、目录、版刻样式等非正文元素，重点分析其生成机制与功能。
其二，激活并接续传统学术中的义例之学。义例通指著书的主旨和体例，晋杜预序《春秋左传》曰：“经之条贯，必出于传；传之义例，总归诸凡。”（杜预注《春秋经传集解》）在选本编纂的过程中，义例作为“标准范例”，可以确保整个选本在内容和结构上形成一个内在连贯的整体，并且明确展示了编者在选取作品时所依据的标准；这种标准，也为后续类似选本的编纂提供了参照——前代选本形成的一些善例，会在后世选本中有所继承。例如，清李元度评《国朝古文正的》曰：“盖其合一代为一编，用《文粹》《文鉴》《文类》《文海》例；不专取一家，用《文选》《英华》例；篇各有评点，用楼氏标注例。”（李元度《国朝古文正的序》）
其三，通过选本观察古人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。选本是文学批评的实现模式之一，选本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取舍、书前后的序跋、正文中的评注等，体现、落实选编者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情趣。例如，南宋刘克庄曾将江西诗派“比之禅学”：山谷为初祖，吕本中、曾几为南北二宗，杨万里为临济德山。通过编选《茶山诚斋诗选》，刘克庄将曾几、杨万里“续紫微之后”，而又指出“放翁学于茶山而青于蓝，徐渊子、高续古曾参诚斋”（刘克庄《茶山诚斋诗选序》），从而仿照禅学建立了颇有系谱性的“诗派”。
选本的局限
对选本局限性的思考，其实也是选本研究学理探赜的有机组成部分。鲁迅曾把读选本比作“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”，读者自以为“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，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”（《鲁迅全集》第7卷《选本》）。也就是说，读者若只读选本，便在实际上主动让渡出了自己评鉴、遴选的权利。
鲁迅所论之外，选本可能存在的局限性还包括：首先，无论如何标榜公允客观，选本因“人为”的审美偏好和价值取向而造成的主观性与标准固化，都会限制对文学多样性和创新性的包容。清魏裔介《古文欣赏集序》曰：“梁昭明太子《文选》，虽称奇书，而专骛词华；真西山先生《文章正宗》，趋向正矣，而文体割裂。”便是有见于此。其次，选本编录、刊刻常常受到一时政治、文化环境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。历代的公私选本旨在弘扬儒家正统思想，强化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学批评的多元视角，甚至压制了边缘、民间乃至“执拗的低音”的传播。第三，选本之于大家名著而言，往往流于管中窥豹、挂一漏万。关于这一层，钱锺书在《宋诗选注序》中有独到的阐发：“在一切诗选里，老是小家占便宜，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，因为他们只有这点点好东西，可以一股脑儿陈列在橱窗里，读者看了会无限神往，不知道他们的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。大作家就不然了。在一部总集性质的选本里，我们希望对大诗人能够选到‘尝一滴水知大海味’的程度，只担心选择不当，弄得仿佛要求读者从一块砖上看出万里长城的形势。”
经过上述讨论，一门具有学理性、体系性的学科分支——“选本学”——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。“选本学”一语，既往辞书尚未收录，但这并不妨碍学人对此术语的提出并讨论；他如“《说文》学”“《世说》学”“写本学”等术语，也是如此。顾名思义，“选本学”是研究中国古代选本的专门之学，核心要义在于将“选本”视为一种文学批评实践，通过分析编选意图、删存标准、体例编排，探究其背后的文学观念与文艺思想，并考察选本在经典建构、文风塑造及文学思潮嬗变中的功能与意义，从而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框架与学术谱系。选本何以成学？是一个具有多重可能性且有待持续回应的问题。
（作者：李成晴股票配资平台官网平台网址，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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